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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诈骗之乡”背后的乡土文明哪去了

2016年9月2日 来源: 互联网 打印 关闭
中研网讯:

 

徐玉玉案件继续发酵。在徐玉玉被骗猝死后的第十天,六名嫌犯全部归案。据公安部介绍,6名犯罪嫌疑人中,有5名来自福建。5名福建人,有3名来自安溪县,另两人来自永春县,安溪县和永春县相邻。福建省安溪县,这个之前被媒体称为“诈骗之乡”的小县城,再一次陷入舆论漩涡。

近日,有记者前往福建安溪进行探访。据当地一名警察表示,这些从事诈骗的当地人,他们不以诈骗为耻,而“以诈骗不到钱为耻”,“诈骗在他们眼中,成了一种职业,仅仅是谋生的手段,所以出现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。”

“诈骗之乡”令人惊愕,然而安溪的情况却也并非中国个例。今年上半年曾有媒体整理了国务院点名批评的7个职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,其中包括经常冒充黑社会诈骗的河北省丰宁县、重金求子诈骗的江西省余干县、PS图片敲诈的湖南省双峰县、假冒熟人和领导诈骗的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、假冒QQ好友诈骗的广西宾阳县、机票退改签诈骗的海南省儋州市、网络购物诈骗的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。而前些年更有人在网上公布了所谓的中国“犯罪之乡”地图,这张将某种犯罪行为和某地结合起来的密麻地图,更是看得人触目惊心、难以置信。

原本“人人喊打”的犯罪行为,为什么在多地农村像产业化一样被人们所集体接受?这些农村到底怎么了?这恐怕是面对这些所谓的“诈骗之乡”地图、“犯罪之乡”地图时,所最该引发的疑问。

如同返乡笔记里描述的那样,在一些地方,农村破败、田地荒芜、人口外流,即便是便利的村村通公路和修缮一新的砖房,也留不住年轻人一颗安居乐业的心和眷顾依恋的眼神。然而,不是所有的贫穷农村都出问题,贫穷,不是集体行骗犯罪的必要条件。

原有的乡规民约自上世纪后半叶已经逐渐消失,后来建立起来的农村党支部、村委会双重治理结构,进入新世纪以来又面临着组织弱化和无钱无力的窘境。旧的治理逐渐失效,新近提倡的乡贤治理等新治理格局又未得以完善,犯罪行恶之事得不到惩罚和纠正愈演愈烈。然而,治理缺失和弱化的问题已经存在有年且普遍存在,治理弱化,也不是集体行骗犯罪的必要条件。

必须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价值观和文化建设上来。农村,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根基,然而自从上世纪推行城乡二元结构以来,农村文化也同时长期处于文化层级的低洼地带。城市文明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绝对方向,农村乡土文明如同“四旧”一般,被视为在拖时代的后腿。以至于尊崇法律制度、尊崇制衡监督、尊崇社会保障的现代城市文明未能学好,农村自身乡土文明中的忠厚、善良、自律、本分的美德却已经丧失。加上农村信仰系统的中断或紊乱,许多地方的价值观已经彻底扭曲,底线不断被突破。这样的扭曲和突破,发生在一人身上,则一人为乱臣贼子,发生在人群中间,则整个人群集体犯罪。这屡试不爽、必然无疑,历史上诸多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

乡村中不是没有聪明人,乡土文化里不是没有可取之处,如何化冲突为融合,构建新时期的乡土文化,并滋养完善现代城市文明,恐怕是反思诈骗犯罪之乡应有的高度。不然的话,打掉了这个“诈骗之乡”,会有另一个“诈骗之乡”出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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